“我们呼吁，立即对邱兴华进行司法精神病鉴定。”包括北大教授贺卫方在内的5名学者日前通过网络发表公开信。昨天，这一公开信得到了社会的强烈关注。赞同者评价说，“若是在舆论激流里给邱兴华做了司法精神病鉴定，则中国法治会前进20年”。反对者则质疑这一“公开信”是“借助媒体的力量来影响司法”。
　　其实，为一个罪大恶极的“杀人犯”的权益而争，已然给了前进中的中国法治一鞭子。无论我们愿意或者不愿意，这场辩论以及由此引发的对程序正义的深思已经渐次动摇了“欲杀之而后快”的民意冲动。法之正义性和正当性，恰恰在于其过程和结果都要经得起精英或者草根的“挑剔”。司法公正，是司法机关的生命和灵魂，“以公正的逻辑代替武力的逻辑是法律本质的全部所在”（卜思天·儒佩基奇）。民意多喜于“惩恶”的快感，而法律应着眼于“扬善”的威严。说到底，我们对法律的价值期待长期未曾得以纠偏——法之“惩恶”的意义事实上远大于其“扬善”的效力。
　　就邱兴华案而言，我国刑诉法第四十三条“审判人员、检察人员、侦查人员必须依照法定程序，收集能够证实犯罪嫌疑人、被告人有罪或者无罪、犯罪情节轻重的各种证据”的规定；最高人民法院、最高人民检察院、公安部、司法部、卫生部联合发布的《精神疾病司法鉴定暂行规定》第七条，要求对可能患有精神疾病的刑事案件的被告人、被害人“应当进行鉴定”……这些程序的规范就是法之“善则”。邱兴华的作案事实或许是无可争议的，但在“罪罚是否相当”这个问题上，有无精神疾患就成了关键。司法不应当是趁着民意的东风去“快刀斩乱麻”，而应当是梳理最大的可能为犯罪嫌疑人争取最多的“善”而不厌其烦。
　　任何社会的司法进程，都是一个多元利益博弈、多方价值互动的过程。尽管审判是独立的，但独立的审判不应当拒绝社会的评判、舆论的监督；司法的公正，更应当经受民意的审视和正义的考量。